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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担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听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这是因为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也从来不担尿桶，在自己的脚当头戳了一个墙洞，一根竹槽从屋里接出去，有尿就往槽里射。他认为这样也比担尿桶科学，水势就低，所谓堵塞不如开导。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去干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
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里的杆子，一个比一个科学，那里都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太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撕成纸片卷烟丝；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广播线当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
也就是说，他们对金刚们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着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嬉嬉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儿，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
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罗伯说的那一大群科学人，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样板戏”是一个糟糕的词，但一个在样板戏曲声中获得了爱情或青春记忆的人，一听到这个词可能会激动不已豪情澎湃。“批判”、“立场”、“专案”等并不是什么坏词，但领教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听到这些词可能会不寒而栗深恶痛绝。对这些词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人猖狂诋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茹饭（春天的用法）
春天到了，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语言变化的季节。罗伯的一个远方侄儿来山里挑炭，已经走到罗伯家门口，被主人顺口问了一句：“茹饭了？”
“茹饭”就是吃饭，古人“茹毛饮血”就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茹”字。见面问一问对方茹了没有，是马桥人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嘴里的铺张浪费，一般来说，是一句不可当真的世故。
同样不可当真的回答应该是：“茹了。”——尤其在眼下的春天，在青黄不接家家吃浆之际，在多数人都饿得成天脚跟发软膝盖发凉之际。
没料到侄儿有点呆气，硬邦邦回了一句“没茹”，使罗伯一时手足无措，吃了一惊。他问：“真的没茹？”后生说：“真的没茹。”罗伯眨眨眼：“你这个人就是，茹了就茹了，没茹就没茹，到底茹了没有？”后生被逼出一脸苦相：“真的没茹呵。”罗伯有点生气：“我晓得你，从来不讲老实话。茹了说没茹，没茹呢说茹了，搞什么鬼么！你要是真的没有茹，我就去煮，柴是现成的，米是现成的，一把火就成了。要不，到人家那里借一碗也便当得很，你讲什么客气呢？”后生被这一番话说得晕头转向，不明白自己刚才客气在何处，很惭愧地冒出了汗珠：“我……我真的……”
罗伯气势汹汹地说：“你呀你，都要收婆娘了，说句话还是琐琐碎碎，不别脱，不砍切，有什么不好说的？到了这里，到了家里一样。又不是外人。茹了就是茹了，没茹就是没茹。”
后生已无招架之功，被逼无奈，只好很不情愿地吞吞吐吐：“我……茹……”
罗伯激动地一拍大腿：“我晓得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还不是？你是诳我。我都快满花甲了，你在我面前还没有一句老实话。作孽呵。坐吧。”
他指了指门槛边的一张凳子。
侄儿低着头没敢坐，喝了一碗冷水，担着木炭走了。罗伯要他歇一阵再走，侄儿低声说再歇就晚了。
罗伯说你的草鞋烂了，换一双去。
侄儿说新草鞋打脚，不换了。
不久，侄儿过罗江时下河洗澡，不慎淹死。罗伯自己没有后代，与远方的一个兄弟共着这一线香火。大概是他兄弟夫妇怕他伤心，怕他责怪，对他也瞒着，只说是他侄儿招工到城里去了，走时太匆忙，来不及向他辞行。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罗伯还时不时笑眯眯提到他的侄儿。别人要找他借一根圆木，他就说，木头要留给侄儿打床铺收婆娘的，如今侄儿是吃国家粮的了，城里样样都讲究样式，他这张新床还得请街上的木匠来打。人家卖给他一只山鸡，他笑眯眯地说，这个好，他要烧把烟子薰起来，留着等他侄儿来了再吃。
日子久了，耳风徐徐传遍马桥，人们都知道他的侄儿已经夭折，也怀疑罗伯是否真正还蒙在鼓里。听到他提起他侄儿，忍不住朝他多看一眼。他似乎也从人们的目光里觉到了什么，有不易察觉的短瞬一顿，想做什么却突然忘了般的惶惶。
人们越是等待着他改口，他反而越有坚持下去的顽强，甚至不能容忍旁人把他的侄儿当做忌讳，小心地回避。看到人家的娃崽，他有时会突然主动冒出一句：“有小不愁大。我那个侄，看着看着他玩鸡屎，一眨眼不就当国家工人去了呵？”
“是呵是呵……”旁人含糊其辞。
罗伯要求很高，不能容忍这种含糊，必须进一步强调他的侄儿：“猪嬲的，也没有看见他写个信来。你们说养崽有什么用？未必就真的那样忙？鬼才信哩。城里我不是没去过，忙什么忙？一天到晚就是耍。”
旁人还是不会接话，偷偷地交换一下眼色而已。
他抹一把脸：“做好事，我也不要他回来看。看什么？有肉我一个人不晓得吃？有棉我一个人不晓得穿？”
他把侄儿谈够了，把伯父的架子摆够了，把伯父的幸福和烦恼体会够了，这才背着双手，低下头走向他的茅屋。他的背脊想必是难以承受人们太多怀疑的目光，一眨眼就驼了下去。
栀子花，茉莉花
*雨是要下的，我看下不下来。（关于天气）
*吃饱了，吃饱了，还想吃一碗就是。（关于吃饭）
*我看汽车是不会来了，你最好还是等着。（关于等车）
*报上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一句都看不懂。（关于读报）
*他人是个老实人，就是不说老实话。（关于仲琪）
……
进入马桥的人，都得习惯听这一类模棱两可的话：暧昧、模糊、飘滑、游移、是这又是那。这种让人着急的方式，就是马桥人所说的“栀子花，茉莉花”。我发现，一般说来，马桥人对此不大着急，甚至一点也不怪异。他们似乎很乐意把话说得不大像话，不大合乎逻辑。他们似乎不习惯非此即彼的规则，有时不得已要把话说明白一些，是没有办法的事，是很吃力的苦差，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勉为其难的迁就。我不得不怀疑，从根本上说，他们常常更觉得含糊其辞就是他们的准确。
因为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弄明白马仲琪是怎么死的。总结马桥人的意思：仲琪有是有点贪心，又没怎么贪心；一直思想很进步，就是鬼名堂多一些；从来没有吃过什么亏，只是运气不好；婆娘的一身病明明是治得好的，可惜找不到对路的药；走到哪里都是个干部的样，就是没有个当干部的相；新屋倒是建了一栋，建了又不是自己的；黄老五对他最好，没帮过什么忙就是；是个有面子的人，没有什么话份；说他偷东西实在冤枉，他不过是没给钱就拖走了屠房里一块肉；黄藤是他自己吃的，说他自杀根本不符合事实……听了这些话，我明白了么？没有明白么？
我大体知道，仲琪守着一个卧床久病的婆娘，膝下没有儿女，日子越过越艰难，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了。重阳节前夕他忍不住在屠房偷了一块肉，被当众抓获，写检讨书贴在墙上。大概觉得无脸做人，他第二天就喝了黄藤水。事情就这么简单。简单的事情不能被马桥人说得清清楚楚，在一种“栀子花，茉莉花”的方式中变得越来越暧昧，只能证明马桥人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或者说不愿接受这样简单的事实。也许，他们觉得在事实的每一个环节之外，还有更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实，他们的很多话都被那些隐形的事实搅乱、破坏和分解，只能变得牛头不合马嘴。
仲琪一辈子用水笔批下了数不胜数的“同意”，最后一个“同意”是习惯性地批在自己偷肉的检讨书上，张贴墙头公之于众。在检讨中，他骂自己是贼，是无廉耻的家伙，是愧对党和政府也愧对先人的反动分子。有些话写得过头，可使人想见他当时惶恐的程度。其实，他一生中知道太多别人的秘密，知道远远近近太多瞒天过海的恶行，但自己从来安分守己，非分的一根稻草都不敢取。他的本分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吗？没有。他被一批批他洞悉无余不以为然的人抛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发财，自己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紧巴，猪油罐子都没有什么腥味。他是不是需要改变一下呢？在我的想象中，他走进了屠房，掏着自己空空的衣袋，吸着火热逼人的节日气氛，终于决定从一块肉上开始自己的改变。可惜的是，他没有得到肉，只得到了众目睽睽千夫所指之下的无限耻辱。
那么他该怎么办？
他该继续他的本分，还是继续他的不本分？
如果他还在我的面前，如果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可能会有一时的踌躇。我很难做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暗暗感到，一种“栀子花，茉莉花”式的恍惚不可阻挡地向我袭来。
挂栏
马桥的牛都有各自的名字。人们对牛还有很多说法，比如牛中间有“懂”牛，是指悟性好的牛；有“挂栏”的牛，是指养得亲的牛，不大容易被盗牛贼拐走。三毛虽然脾气丑一点，倒是一条挂栏的牛。
它死的两个多月前，两天没有见影子，队上派人四处寻找也一无所获，都以为它是找不回来了，被盗牛贼杀了或卖了。没料到第三天晚上，我正在志煌的屋里下棋，志煌解了手回头，说他的牛鞭在墙上跳，肯定是有事了，有事了。兴许是三毛回来了。我们还刚刚出门，就听见有三毛的叫声，看见牛栏房前有一团熟悉的黑影。
它正在用头角嘎嘎嘎地顶着栏木，想进栏里去。它鼻子上吊着半截牛绳，尾巴不知为何断了大半，浑身有很多血痕，须毛乱糟糟的，明显地瘦了下去。它想必是从盗牛贼那里逃出来以后在岭上钻来钻去，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背钉
现场捉拿奸夫是本义的主意。他从工地上回来，听到仲琪告密，得知自己的老婆与三耳朵私通，气得想杀人。他毕竟还有点脑子，不会不明白，这件事太丢人现眼，真要闹起来，扯上一个烂杆子三耳朵，算一回什么事？想来想去，只好关起门来拿婆娘出气。他把一杆洗衣的擂杵都打断了，打得贼婆子屁股肿了一圈，满地乱滚，鬼哭狼嚎，最后哆哆嗦嗦地答应一切。
她后来还知趣，照本义的计策行事，果然把三耳朵引入了圈套。当时三耳朵刚脱裤子，本义从帐后跳将出来，操着扁担乱扑，打得三耳朵发出的声音不是人声。但三耳朵很快也红了眼，气力还不算小。两个男人纠扯一团的时候，本义眼看顶不住，大叫狗婆娘上来帮忙。铁香不敢不从，急中生智之下，从背后一把抠住三耳朵胯下那家伙，抠得对方差点昏了过去。
本义这才腾出手来，扇了奸夫十几个耳光，扇得对方翻了白眼。一条麻索也早已准备好了，本义把三耳朵扎扎实实捆成个粽子。
本义只是没有想到，这事并没有完：第二年春上贼婆子突然失踪。他根本没朝三耳朵那一方想，觉得自己的女人再无血，也不会往粪坑里跳吧？即使是条骚母狗，也得到文化馆长或照相师傅那里去骚吧？得给自己老公留点面子吧？
村里人也大多没想到三耳朵，根本无法想象铁香这么个情种，会丢下一对还在读书的娃崽，跟上那样一个烂杆子。她就算是同三耳朵有一腿，也只是玩玩后生伢，哪会真的托付终身呢？人们只是猜测县文化馆的动静，还派人到县城里去打听。
本义觉得没脸做人，一连几天不理公事，关紧大门，在额头上贴了两块膏药，钻到床上睡觉。他暗暗起了杀心，不管这次在哪里找到这个狗婆，他情愿不当这个书记，也要一刀结果了这个sao货。
到第二年秋天，一个消息从江西那边传来，让人们大为吃惊。这个消息证实，铁香确实是私奔，而且是跟着三耳朵私奔的。前不久，一群流窜犯结伙在江西省的公路上打劫粮车，被部队和民兵追剿，打死了一个，抓了十几个。最后的两个很顽固，跑到山上东躲西藏，一直没法抓到。后来靠当地农民提供消息，搜山的民兵总算缩小包围圈，把他们逼进一个山洞。民兵团团围住洞口，喊了一阵话，没有听到回音，往里面丢手榴弹，才把他们炸死了。民兵后来发现，死的是一男一女，瘦得都只有七八十斤。女的挺着个大肚子，有几个月的身孕。人们在他们的衣包里发现了一颗公章，一个什么铜矿筹建委员会的。还有两份空白处方笺，几张备课专用纸，几只公函信封，信封上有这边的公社名。公安才通知这边派人去认尸。公社的何部长去了，从派出所留下的照片上认出了铁香和三耳朵血肉模糊的面孔。
何部长花了二十块钱，请当地两个农民把他们埋了。
按照马桥的老规矩，铁香不贞，三耳朵不义，两人犯了家规又犯了国法，再加上一条不忠，死后是必须“背钉”的。也就是说，他们死后必须在墓穴里伏面朝下，背上必须钉入铁钉九颗。伏面朝下，表示无脸见人的意思。背钉，则意味着他们将永远锁在阴间，不可能再转世投胎祸害他人。
马桥人没有得到这对男女的尸体，没法让他们背钉。一些老人们说起这事不免忧心忡忡，不知道他们还要闹出什么事来。
贵生
冬日的一天，志煌的儿子雄狮挂着鼻涕，同几个放牛娃崽玩到北坡上，挖一个蛇洞，想挖出一条冬眠的蛇烧了吃。他们挖出一个沉甸甸的锈铁疙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雄狮拿一把镰刀把它使劲地敲，说要把铁疙瘩后面的两片尾巴打出几把菜刀，给他娘拿到街上去卖钱。
他敲出轰然一声巨响，把远处几个正在寻找蛇洞的娃崽震得离地尺多高，手脚在空中无所抓拿。他们摔痛了，回过头来，奇怪雄狮不知为什么不见了，只有纷纷扬扬的草叶和泥土，还有一些冰凉的雨点，从空中飘落下来。娃崽们发现那些雨点居然是红色的，怎么有点像血？
他们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还以为雄狮藏起来了，使劲地喊了一阵，没听见回答。其中有一个捡到了一根血糊糊的肉指头，有点害怕，捡回去交给大人。
后来，公社里来了人，忙了一阵。县里也来人了，忙了一阵，才得出结论：那是日本飞机在一九四二年丢下的一颗炸弹，推迟了三十年的爆炸。也就是说，中日战争在马桥一直延续到了这一年，要了雄狮的命。
志煌家两夫妇痛不欲生。尤其是志煌，以前总以为老婆与万玉有一手，雄狮很可能是个野种，对这个儿子不大亲得起来。万玉死了以后，他发现万玉其实不是个什么男人，才疑结渐解，对雄狮多了些父亲的笑目。从岭上的岩场里回来，常常给儿子掏出一些野板栗什么的。他没有想到，从这一天起，没有一双小手来接过这些板栗了。雄狮不在家里，不在田里，不在溪边，不在岭上，不在岭那边的什么地方，不在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儿子变成了轰隆一声巨响，然后消散在永远的寂静之中。
雄狮脑袋特别大也特别圆，长出一身憨肉，眨巴眨巴的眼睛同他娘的一样明亮和漂亮，一瞟就瞟出女子的妩媚，让人联想到他母亲水水从前在戏台上的经历。人们见到他都忍不住要把他屁股或脸蛋抓捏一把，把妩媚争相搓揉。他讨厌这种干扰，除非给他好吃的，总是有点六亲不认，把外人敌意地打量。他眼珠一转，就能判断出你口袋里是否真有食物，你的笑脸是否值得他信任，或者是否需要暂时不动声色地等等看。他最痛恶长辈们的口头慈爱，把他烦急了，便一骂二踢三吐痰，最后一招就是冷不防的口咬。他一张狮口从咬**开始，咬遍天下。他在小学里的同桌，无论男女没有一个逃脱了他的牙齿。最后，连老师也不能幸免。
他用刀子割坏了桌沿，不愿向校长作检讨。“动不动就要检讨，真是惯死你们了!”
校长揪着他的耳朵去老师的住房，他反咬了校长一口，搂着裤子跳出老远，破口大骂。
“你这个畜生，老子打死你!”校长大怒。
“你现在打得赢我。等你老了撑着棍子走我屋门前过，我就要把你推到坎下去!”
他预告到很多年以后的胜利。
校长舞着扁担追出老远。
校长当然追不上，不一刻，雄狮这个肉球已经滚到对门岭上，在那里叉着腰继续骂：“李孝堂你这个死猪，你的毛鸟鸟出来了呵……”
他指名道姓骂校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摸清了这个名字。
当然，他不可能再读书了。旁人都说，志煌从来不管教他，才养出来这样一个祸害。哪是个学生？一条狗也要比他听话得多！
他后来经常到学校去看一看，远远地看同学们齐声朗读、做操或者扔球。要是原来的同学看见他，他就做骑马的样子，“冲呵——嗒嗒嘀——”一跃一跃地跑远，好像自己正玩得高兴，对学校里的一切不以为然。
一天，他在岭上与另外几个娃崽玩沙子，因为霸占了一个装沙子的烂套鞋，被其他伙伴忌恨。几个娃崽决心报复，便在村子的水井里拉了一堆屎，然后一齐栽赃，说是雄狮拉的，叫叫喊喊地到大人们出工的地方报告。大人们一听都很生气，水水的脸上也挂不住，红一块白一块，冲着雄狮大骂：“你一天不闯几个祸就皮发烧是不是？”
“我……没有。”
“你还犟嘴！人家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人家不是瞎子，眼睛夹的不是豆豉。”
“我没有。”
“没有水吃了，你去挑？各家各户的水都由你去挑，到江里去挑！”
“我没有!”
“你还不老实？”水水甩出响亮的一耳光。雄狮晃了晃，脸上顿时出现红红的几个手指印。
眼看着水水还要动手，周围的几个妇人出来劝说，算啦算啦，娃崽们不懂事，总是这样的，打是要打几下，也莫打太狠了……这些劝说反而激发了水水的恼怒，反而成了一种压力，水水不更加义愤不更加凶狠些就没法与大家区别了，就不值得大家规劝了，事情就没有个像样的结局了。她必须挽起袖子才能对得起这种压力。啪，啪，又是两记耳光声爆出来，不像是从人脸上发出来的声音，倒像是从破木桶上发出的声音。
雄狮咬紧嘴唇，盯住母亲。眼里有泪光浮动，终于没有流出来，停了停，反而渐渐地消退。
这一天，他晚上没有回家，接下去的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没有回家。志煌和水水两口子到岭上满处找，村里的人也帮着找，直到大家都差不多绝望了，张家坊一个采药的老人才在岭上一个洞里找到雄狮。他睡在一个茅草窝里，已经形同野人，脸上除了两只间或一闪的眼睛，全是泥污，身上的衣服破碎成一条条的烂布。整整十一天，他就是靠野果子、草叶以及树皮为生，以致后来他被人们接回家里，水水给他煮了两个鸡蛋，他只吃了一口就做出龇牙咧嘴的奇怪模样，不再吃了，跑到外面坐在树下，直愣愣地看着大家，顺手揪下旁边的草叶往嘴里塞。周围的人大惊，放着煮鸡蛋不吃反而吃草，这不变了个畜生么？
大概是因为有过这一段经历，雄狮在轰隆一声巨响中消失之后，水水神思恍惚，好一段时间里不能相信儿子已经没有了。她还是往山上跑，在岭上声嘶力竭喊儿子的名字——以为他还藏在哪一个山洞里。直到人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把一直没有给她看的一个指头，小半只脚，还有两碗碎骨肉屑向她展示，她才眼球可怕地暴突，晕了过去。
等她醒过来，有妇人对她说：“你要往宽处想，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往宽处想了。你雄狮走得早一点也好，不是活了个贵生么？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天天都是耍，刚刚耍得差不多了就走了，一无病二不痛，是他的福气咧。你还想以后他遭孽呵？”
“贵生”是指男子十八岁以前的生活，或者女子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满生”，指男子三十六岁和女子三十二岁以前的生活。活过了这一段就是活满了，再往后就是“贱生”了，不值价了。从这个道理来看，当然是死得早一点好，死得早一点才贵。
雄狮的父母没有理由悲痛。
村里的妇人们围在水水的床头，一个比一个更声情并茂。水水呵，你雄狮活一世也没饿过饭，几多好哩。你雄狮活一世也没有受过冻，几多好哩。你雄狮没看见爹死，没看见娘死，没走在兄弟姊妹的后面，不伤心不伤意，几多好哩。老天要是让他再活，也就要收婆娘了，要单门独户过日子了，今天同兄弟争个坛子，明天同姊妹争个碗，有时候还要同爹娘红起颈根吵一场，有什么意思？伏天里打禾，你不是没有看见过，上面日头烤，下面热水蒸，一天两头都是走黑路，一早上下到田里，是禾是草还要靠手摸。腊月里修水利，你也不是没有看见过，肩上磨得皮肉翻，打起赤脚往冰碴子上踩，冻得尿都屙在裤裆里。有什么好呢？你雄狮这一走，一点苦都没轮上，甘蔗咬了一头甜的，骨头啃了一头有肉的，一声喊去了，面前还有爹疼，有娘疼，有这么多叔子伯子热热闹闹送，真真是值得——你要往宽处想呵。
她们又说起上村的一个老倌子，五保户，儿女都在前头走了，现在一个人活得同狗一样，跛着个腿，连口水都不得进屋，遭尽了孽。水姑娘你想想看，要是你雄狮命长，活个贱生，你不是害了他？
她们一致认为，人都应该早死，她们现在死不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有雄狮死了个好时候，只有他有这份福气。
水水总算不再哭了。
贱
老人家互相见了，总要问候一句：“你老人家还贱不贱？”意思是你的身体还好不好。打听老人的情况也常用这个词，比如：“盐早的娘还贱得很，一餐吃得两碗饭。”
在马桥的语言里，老年是贱生，越长寿就是越贱。尽管这样，有些人还是希望活得长久一点，活得眼瞎了，耳聋了，牙光了，神没了，下不了床了，认不出人了，活着总还是活着。
大概是出于一些好心人的意愿，“贱”的这种用法很少见诸文字。记录方言的时候，“贱”多是转换成了谐音的“健”。健不健，倒也文通字顺，成了一句平常问语，淡去了人生的严厉色彩。
照这种说法，马桥最贱的是一个五保户，跛子，叫梓生爹。到底活过多少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活得儿子死了，孙子死了，曾孙子都夭折了，他还一跛一跛地活着。他活得有些着急，下定决心去上吊，绳子断了；下定决心去投塘，跳下去才发现塘里的水不够深。有一天晚上，他去志煌家借个碗，水水举着油灯开门，首先看见老人一张脸，细一看，还发现老人身后有两只发亮的圆球，像两盏灯。她有些奇怪，把油灯举得更高一些，这才一身发软：哪里是两盏灯？原来是一个毛茸茸的大脑袋在梓生爹身后呼呼呼地喘气，耸起的背脊在黑暗中隐隐游动。
是一只老虫！——两盏灯呵呵呀是老虫的眼睛！
水水不记得自己叫喊了没有，只记得一把将老人拉进门，然后紧紧地把门堵住，插上木闩，加上两把锄头顶住。
她吐匀气之后，从窗子里偷偷朝外看时，地坪里已经空空的了，只有淡淡的月光在悬浮。两盏灯已经走了。
后来的日子里，老虫再也没有出现过，大概只是在马桥偶尔过一下路而已。梓生爹对此事没有丝毫庆幸，倒有满心的悲哀。他说：“你们看我活得贱不贱？连老虫都嫌我没有肉，跟了一路都懒得下嘴。你说说这号人还活着做什么呢？”
荆界瓜
说起荆街，很多马桥人不知道，马桥附近的很多人也不知道——尤其是年轻后生们。
荆街已经消失多年了。从县城出东门三华里路再渡罗水，见一片平畴，种棉花或红薯，靠北的一面地势略略升高，上面有一些乱石荒草，还搭了一两个守夜人的草棚子。再靠近看，很可能看到深草里的牛粪或者野鸡窝，或者一只破草鞋。这就是荆街，现在被人们写成“荆界”、“井界”，或者“荆界围子”。后生们很难知道这里原来也是“街”，居然有百多户人家的热热闹闹，有远近闻名的一大赫然孔庙。
荆街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字，已经荒芜。
荆街只是在关于马文杰的故事里才得以沿用，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地名。即使如此，它也不过是在一部分人那里，将不可避免的荒芜向后推延几十年而已。当年的“规劝犯”暴动一案，就是发生在这里。五十多个“规劝会”的投诚杆匪头目，在集中学习的最后阶段，奉命参加劳动，挖一口水塘。他们挖的挖，担的担，大汗淋漓忙了三天，刚刚把水塘挖出个样子，隐在屋顶上的机枪突然咚咚咚地响了——一种乍听起来十分陌生的声音，十分遥远的声音。弹雨卷起一道旋风，呼啸而来。没有感觉到子弹穿过肉体，但身后的泥坡尘雾飞扬，沙粒四溅，明明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肉体的那一边爆响同时又在他们肉体的这一边绽开一连串尘雾的花朵。他们也许开始明白，金属是怎么回事，速度是怎么回事，金属的子弹穿过肉体是一个多么顺畅多么迅速以及多么难以察觉的瞬间。最后，他们陆续倒在自己刚刚挖好的土坑里。
直到一九八二年以后，直到“规劝会暴乱”被政府宣布为多种复杂原因造成的错案，人们才闪闪烁烁说起这一幕情形，才重新提到荆街这个陌生的名字。有些老人说，从那一阵枪声以后，荆街就闹鬼，一家一家的房子总是莫名其妙地着火，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烧了七家。那里的娃崽生下来也多呆子，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呆了三个。风水先生说，那里有官鬼发动，塘里的活鱼都无法挡煞了，当然不得不烧掉一些房子。至于“官”鬼是指官祸，还是谐音棺，指亡人阴魂不散，风水先生含糊了一句，在场人没听个确切。有人立即在屋里屋外到处开挖，掘地数尺，把地下一切可疑为腐烂棺木的木质残物全部清除干净。他们还挖出一口新塘，下了几千尾鱼苗，一心增强水势，以水克火。奇怪的是，鱼在这个塘里就是养不活，不到一个月全部翻了白。最后，街东头的一家伞匠铺还是发了火灾，人们便渐渐失去了对消防工作的信心，只好陆续迁往别处，尤其是迁往黄湾一带。
到五十年代末，荆街完全散发了，成了一片荒地，连水井也塌了，孑孓丛生。
那里倒成了一片好地，据说很肥，特别肯长棉花和红薯，出产的一种香瓜也十分甜美，很快就有了名气。县城里的小贩有时为了招揽顾客，就特别强调地吆喝：“买呵买呵，荆界围子的荆界瓜呵——”
有人把这种瓜写成“金界瓜”，写在瓜果摊的招牌上。
结草箍
复查读过高中，是远近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不但是个好会计，又吹得笛子，拉得胡琴，对老人恭敬有礼，办起事来细心周到，细白脸皮走到哪里都是女子们注意的目标。他对此视而不见，目光从不胡乱放置，总是从正前方向平直前伸，投向一些较为可靠安全的对象，一个比较道德的范围，比如田土和老人的面孔。对女子们的叽叽喳喳的作姿作态，对她们羞涩或惊讶的用意，他是不知道呢还是装作不知道？人们琢磨不透。
有些女子看见他来了，故意把秧插得稀稀拉拉东倒西歪，看他管不管。他是干部，当然要管，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公事公办地说一句“把秧插好”之类的话，一步都没停留就走了。另一个女子，见他来了，故意摔一跤，肩上的一篓茶叶泼洒了一地，哎哟哎哟地喊痛，看他来不来帮一下。他是干部，当然来帮，但脸上还是平静如常，帮着把茶叶拢回篓子里，挎上肩朝前面先走了。
他不觉得有个人还坐在地上，还在擦眼泪，这个事情比茶叶更重要一些。他光说一句“对不起我先走一步”，是远远不够的。他也不觉得女子们多了一些花花的衣服，多了一些插在头上的桂花或桃花，就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一双眼睛顶在额头上，有什么了不起呢？”女子们对他没心没肺的高傲越来越无法容忍，越来越义愤填膺。当附近几个找复查娘提亲的人都遭到断然回绝之后，这种义愤渐渐有了集体性质，从马桥蔓延到四乡，成了远近众多待嫁女子的共同话题。她们在赶场的时候相见，在公社开什么群众大会时相见，免不了要凑在一堆，同仇敌忾诋毁那个人的笛子，那个人的胡琴，那个人的白脸皮。她们说马桥已经出了个红花爹爹罗伯，只怕又要出一个红花爹爹二世，对不起，说不定要出个阉倌子。她们对自己的这一番恶毒十分开心，笑得流了眼泪。
她们也许没有那么愤怒。但她们的感情总是在集体中得到放大，女子们一旦成了堆，事情就不一样了。细胞和神经不大管得住，不痛也痛，不痒也痒，不高兴也高兴，不愤怒也愤怒，凡事不闹过头是不行的。
最后，她们中间的十多个人偷偷结草为誓，相约谁都不准嫁给那个人，哪个没有做到，变猪变狗，天诛地灭。
这叫做结草箍。
时间一年年过去了。复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草箍，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针对他的神圣形式。他并没有攀上什么龙王女和玉皇妹，最后收下的一个婆娘，头发都梳不整齐，腰圆如水桶。这个水桶成了女子党长达十多年坚守誓约团结抗敌的乏味结局。当然，她们现在早已纷纷离家，做了他人妇。其中有三位本来不是没有另外选择的，媒婆先后上过她们的家，表示过复查娘的意思，也是复查的意思。但她们有约在先，结过草箍的，不能做不义之人愧对各位姐妹。她们怀着一种对往日言辞的忠诚，一种报复的快感，一种公而忘私的激情，断然决然地摇了摇头。
在我看来，誓约如同嘴煞，也是语言的暴政。上述三个女子中的一位，即张家坊的秋贤，就是在这种暴政强制之下嫁给了一个兽医。不能说这种强制有什么太大的恶果。她学会了裁缝，家境也还算富裕，只是夫妻性子有点不太合得来。如此而已。
一天，天快下雨了，她做完上门生意骑着脚踏车回家，说不出哪点不乐意，不想回家了，决定去她一个伯伯家。她在路上遇见了一个汉子正在打娃崽，胸口怦然一跳，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的白头发，这么多的抬头纹，这么乱糟糟的裤脚一只高一只低，居然是以前的复查。如果不是这半老头子对她怯怯地点了点头，她一定怀疑自己认错了人。
“复查哥……”她觉得这三个字已经生疏。
“秋贤呵……”对方一脸苦笑，“你看这家伙讨不讨厌，就要下雨了，他偏偏不肯走。”
“科科，坐我的车么？”秋贤的目光投向娃崽。
娃崽对女人和脚踏车眼睛发亮。
“不坐，同小叔说，不坐车，不耽误她的事。”
“不打紧，我反正要经过马桥。”
娃崽看看父亲，又看看女人，一溜烟爬起来，十分内行地坐上脚踏车的前杠。
复查手足无措，大概上前来抢夺有些不便，只是远远地跺脚：“下不下来？下不下来？你讨打呵？”
“科科，同你爹说，不碍事的。”
“爹，不碍事的。”
“问你爹，他来骑不？”
“爹，你来骑不？”
“不……我不会……”
“你要他坐上来。”
“爹，你也坐上来。”
“不行不行，你们先走吧……”
秋贤迟疑了一下，听到对面山上已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便把自己的一把雨伞回头塞给复查，跨上车朝前面先走了。娃崽在迎面而来的气流中很兴奋，一会儿发出赶马的声音，一会儿发出汽车的声音，碰到路边有娃崽看着，这些叫声便更加响亮。
“科科，你爹……对你娘……好不好？”
“好。冲呵——”
“他们吵架不？”
“不，不吵。”
“真的不吵？”
“我娘说，我爹脾气好，吵不起来，没有一点味。”
“一次也没吵过？”
“没有。”
“我不信。”
“真的没有……”
“你娘的命真是……好。”
秋贤的语气中透出失望。
默了一阵，她又问：“你……喜欢你娘么？”
“喜欢呵。”
“你喜欢她什么？”
“她给我做粑粑吃。”
“还有呢？”
“还有……我不做作业，复查要打我，她就来骂复查。”他一到痛恨的时候，就对父亲直呼其名。
“你娘给你买过游戏机没有？”
“没有。”
“也没带你到城里看过火车吧？”
“没有。”
“你娘会不会骑单车？”
“不……”
“太可惜了，是不是？”秋贤简直有点兴高采烈。
“不可惜。我不要她骑单车。”
“为什么？”
“骑单车会摔跤。桂香她娘骑单车，差点被拖拉机轧死了。”
“你好坏，就不怕小叔骑单车也摔跤？”
“你摔跤，闲话。”
闲话是不要紧的意思。
秋贤紧紧地问：“为什么闲话？”
“你……不是我娘么。嘀嘀嘀——”娃崽又看见了一个下坡，快活地发出了加速的信号。
秋贤一愣，突然觉得眼里有些湿润地一旋，差点就要涌出眼眶。她咬紧牙，把车子朝前面蹬过去。幸好，一场秋雨已经落下来了。
狠
马桥的“狠”，是能干，本领、技艺高超的意思。问题在于，“狠”同时也意味着残暴、歹毒、恶意、不怀好心。把这两方面的意义统一于一个字，使我总是觉得不怎么舒服。我说过，我的字写得还不错，在马桥的时候，经常奉命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制作毛主席语录牌。农民看着我在墙上写字既不要画格子，也不要描底稿，爬上梯子挥手就写，一眨眼便成，常常发出啧啧赞叹：
“这个下放崽好狠。”
我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赞叹，有多少指责。
字写得好是“狠”，字认得多是“狠”，帮队上修好了打谷机是“狠”，能够潜水堵住水库涵管也是“狠”，至于夷边工厂里造出了机器造出了农药造出了化肥和塑料薄膜——那当然更是工人们的聪明，也是工人们的“狠”。马桥人这样说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一切知识技能，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恶狠狠的位置。
我怀疑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掌握着知识技能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害的可能。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从天上给他们丢下炸弹的日本飞机；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总是号召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他们的自留地和自留山。他们怎么能不担心，以后遇到的其他强人，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狠”字用得有什么错呢？
不光是马桥的语言是这样。
在四川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凶”，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好凶呵。”
在北方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邪”，同样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邪门儿。”
已流行于汉语普通话的“厉害”，表示本领超群的程度，也是褒中寓贬、喜中伏忧的一例。“厉”有剧烈和严峻之义，“害”更是一种明显和直截了当的警告。湘语中有“厉害码子”一词，就是指本领高强但处处占个便宜的人，即凶邪之人。
由此看来，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知识技能总是与恶事（狠、凶、邪、害等等）互为表里。两千多年前的庄子，甚至早就强调“圣盗同源”，对一切知识技能表示忧虑。“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见《庄子?胠篋》）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知识技能，盗国者才得以铲除；只有捣毁了珠宝，盗财者才难以滋生；只有砸掉了符印，人们才会变得本分忠厚；只有折断了秤具，人们才不会计较和争夺；只有破坏了法律和教义，人们才可能领悟自然而终极的人生之道……庄子的警示，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成为一线遥远的绝响，一注天际之外微弱的星光，不会被大多数人认真对待。
但是在中国语言遗产里，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很多方言里，它仍然悄悄地与人们不时相遇。
神
马桥人认为漂亮女人有一种气味，一种芬芳但是有害的气味。本义的婆娘铁香从长乐街嫁到马桥来，就带来了这种气味。刚来两个多月，马桥的黄花就全死了。看着一枝枝金光灿烂的黄花，摘到篮子里还没提到家，就化成了一泡黑水，拈都拈不起来。老人们说，马桥人后来再也不种黄花，只能种一些模样丑陋的瓜果，茄子、苦瓜、南瓜、核桃什么的，就是这个原因。
铁香的气味也使六畜躁动不安。复查家的一条狗，自从看见铁香以后就变了一条疯狗，只得用枪打死。仲琪原来有一头脚猪，也就是种猪，自从铁香来了以后就怎么也不上架了，只得阉了它以后杀肉。还有一些人家的鸡瘟了，鸭瘟了，主人都怪铁香没有做好事。最后，连志煌手里叫三毛的那头牛，也朝铁香发过野，吓得她哇哇哇大叫。要不是煌宝眼明手快把畜生的鼻绳拉住，她就可能被顶到坡下去了。
妇人们对铁香一直有些不以为然，只是碍着本义当书记的面子，不好怎么发作。其中也有些人不大甘休，看见铁香来了，有心没心找一些话头来刺她。她们大谈自己来马桥夫家拜堂放锅时的排场和讲究，历历如数家珍。无非是大舅子抬嫁妆，二舅子吹喇叭，三舅子放手铳，四舅子举红伞，诸如此类的夸张。杭州的丝绣有好多，东洋的褂子有好多，手腕上的镯子如何大，耳朵上的环子又如何亮，她们说得不厌其烦。
铁香一听到这些，脸色发白。
有一次，一个婆娘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呀，你们都是这样的好命，这样体面，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当初放到这个鬼地方来，只夹了一把伞，除了褂子就是一坨肉!”
众人笑。
这个婆娘显然是揭铁香当初的穷。铁香忍不住，匆匆跑回家去捶枕头捶被子哭了一场。
铁香其实是在大户人家里长大的，家里曾经有保姆和仆人，做菜离不开酱油、茴香和香油，也能区分什么是饼干，什么是蛋糕，不像其他马桥人那样，统统称之为“糖”。只是她到马桥的时候，父亲作为“乞丐富农”（参见词条“乞丐富农”）死在牢里，家道已经败落。她确实是只夹了一把伞，匆匆跨进了本义家的门槛。
当时她十六岁，抹了点胭脂，挺着一个大肚子，大汗淋淋地独身闯到马桥，问这里谁是党。人们很奇怪地打量着她，在她一再追问之下，才说了两个名字。她又问这些党中间谁还是单身。人们就说出了本义。她问清了本义的住处，一直走到那间茅屋里，粗粗打量了一下房子和人：
“你就是马本义？”
“呵。”
“你是共产党？”
“呵。”
“你要收亲么？”
“么事？”本义正在铡猪食，没听清。
“我是问，你要不要婆娘？”
“婆娘？”
她长长出了一口气，放下了随身带来的伞。“我还不算丑吧？也能生娃崽，这你看见了。你要是还满意，我就……”
“呵？”
“我就那样了。”
“你是说哪样了？”本义还没听懂。
铁香脚一跺：“就给你了。”
“给我什么？”
铁香扭头望着门上：“跟你睡觉！”
本义吓了一跳，舌头僵直得搅不出一句话来。“你你你你是哪里来的神婆子……娘哎娘，我的箩筐呢？”
他逃进里屋。铁香追上去问：“你有什么不满意呢？你看我这脸，你看我这手、这脚，样样都是全的。跟你说实话吧，我还有点私房钱。你放心，这肚子里是个读书人的种，你要，就要。不要，就做下来。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生得娃崽，我身子好……”
还没说完，听见有人溜出后门的声音。
“你找到我这样的，算是你前世积了阴德呢——”铁香气得脚一跺，不一会哭出了嚎啕的劲头。
后来，本义拜托同锅兄弟本仁，打发这个神婆子走路。本仁上门时，发现女子已经在铡猪草了，擦擦手起身让座，找吊壶烧茶，倒也看得顺眼。看见女子屁股圆大腿粗确实是个能下崽的模样，嘴里含含糊糊，送客的话始终没有说出口。他后来对本义说：“神是神一点，身体还好。你不要，我就要了。”
这一天，铁香就住在本义家，没有回去。
事情就这么简单，本义没请媒人没费聘礼，捡了个便宜。铁香也一了心愿，用她后来的话来说，她当时受不了政府的管制和四个母亲成天的哭哭泣泣，受不了邻居一个小染匠天天的威胁纠缠，一横心，只打了一把伞出门，发誓要找个共产党做靠山。她居然一举获胜，几天之后果真领了个复员革命军人兼党支部书记回娘家，让左邻右舍刮目相看，干部们看看本义胸前抗美援朝的纪念章，对她家也客气了几分。
他们双双到政府登记。政府说她年龄太小，过两年再来。她好说歹说不管用，杏眼一瞪发了横，对管公章的秘书说：“你不登，我就不走，把娃崽生在你这里，说是你的种。还怕你不养我!”秘书吓了一跳，满头大汗手忙脚乱地办手续。看她和新郎的背影远了，还惊魂未定地说，好神的婆子，不会来二回了吧？
旁边的人也啧啧摇头，说到底是九袋爷的千金，吃过百家饭的，脸皮比鞋底还厚。这以后如何得了？
本义后来也慢慢明白，这一桩婚事对于他很难说是一件美事。铁香比他小了十多岁，就有了在家里发脾气使性子的权利，有时候神得没有边，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动不动就咒马桥弓这个鬼地方，是人过日子的地方么？她咒马桥的路不平，咒马桥的山太瘦，咒这里的滂眼淹得死人，咒这里的米饭里沙子多，咒这里的柴湿因此烟子特别呛，咒这里的买根针买个酱油也要跑七八里路。咒来咒去，免不了要咒到本义。她咒一咒也就算了，有一次居然咒一声就狠狠切下一颗血淋淋的鳝鱼脑壳。天下还有王法么？他本义好歹也是她老倌，好歹是个书记，如何与鳝鱼脑壳搅在一起？
本义老母还在的时候，对媳妇也莫可奈何。一旦惹得她发了毛，连老人也不放过：“老不死的家伙，我不怕你几十岁几十斤，河里没有盖盖子，塘里也没有盖盖子，你去死呵！你何事不去死呢？”
一般来说，本义对这些话装耳聋，也确实有点聋。即便有时忍不住了大喝一声“老子锄死你”，只要婆娘暂时闭了嘴，他也不会真动手。他最威风的一次，是一巴掌打得铁香滚到一群惊飞四散的鸭子里面去了。用他的话来说，那次是正气压倒邪气，东风压倒西风。铁香爬起来就去投塘，被村里人拦住了，只好跑回娘家去，三个月没有音信。最后还是本仁备了两斤薯粉两斤粑粑，代表同锅老弟去与铁香讲和，用土车子把她推了回来。
在上面的叙述中，读者可能注意到，我笔下已经几次出现了“神”字。可以看出，马桥人的“神”用来形容一切违反常规和常理的行为。在这里，人们最要紧的是确认人的庸常性质，确认人只能在成规中度日。任何违犯成规的行为，从本质上说都不是人的行为，只可能来自冥冥中的莫测之物，来自人力之外的天机和天命。不是神经质（神的第一义），就是神明（神的第二义）。马桥人用一个“神”字统括这两种意义，大概认为两者的差别并不重要。一切神话都是从神经质式的想入非非开始。一切神坛前都有神经质式的胡言乱语手舞足蹈。也许，神经质就是神的世俗形态和低级品种。而一切“神速”、“神勇”、“神效”、“神奇”、“神妙”、“神通”，作为对常人能力限度的一时僭越，往往伴随着人们在近乎神经质状态下的痴迷和狂放，是无意识或非意识得到良性运用的结果，也是人对神的接近。
铁香神到了这种地步，人们都说她有神魔附体。
神仙府（以及烂杆子）▲
马桥上弓有一段麻石路面，两旁的几栋农舍，当路的一面是通常的木板墙，东偏西倒，但还保留着高高的一堵砖石方台。只有留心细看，才会发觉这些台子是很多年以前的柜台，才会发现这些老房子依稀流露出铺面的风采。柜台是商业的残骸。《平绥厅志》称这个地方在清朝乾隆年间昌盛一时，这些残缺剥落而且蒙受着鸡粪鸭粪的柜台，大概不失为物证。
另一件可疑的旧物，是一口大铁锅，已经有了缺口和长长裂纹，丢在公家的谷仓后面的林子里没人理会，锅底积满了腐叶和雨水。锅大得惊人，一锅足足可以煮上两箩筐饭，搅饭的勺子至少也要大如耙头。没有人说得清：这口锅以前是谁的？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锅？锅的主人后来又为什么丢弃了它？如果用这口锅给长工做饭，主人一定是大庄主。如果用这口锅给兵丁做饭，主人一定是不小的将军。这些猜想都足以使我心惊。
最后，《平绥厅志》描述的繁荣，在马桥上弓的一幢老屋上还残存了一角。那是青砖大瓦屋，大门已经没有了，据说大门前的石头狮子也在革命的时候被人砸了，但差不多高至人们膝盖的石头门槛，还显示出当年的威风。屋里偶有一扇没有被人拆走的窗户，上面的龙飞凤舞，精雕细刻，还有一股富贵气隐隐逼人。本地人把这幢无主的楼房叫做“神仙府”，有一种戏谑的味道。我后来才知道，神仙是指几个从不老实做田的烂杆子，又名马桥的“四大金刚”——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就住在这里。
我到神仙府去过一次，是受干部的派遣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刷写毛主席语录牌，不能漏下这一个角落。我去的时候，知道神仙府的金刚们或是谢世或是出走，现在只留下一个马鸣。他不在家，我在大门口咳了几声未见回音，只好怯怯地被几级残破的石阶诱入这一洞尘封的黑暗，在一团漆黑中有灭顶者的恐惧。幸好，侧身探进右厢以后，屋角缺了几片瓦，漏下一柱光线，让我的双目绝处逢生，最终有所依附。我慢慢才看清，这里有一片砖墙不知为什么向外隆胀，形如佛肚。这里的木板壁全是虫眼，遍地是草须和喳喳作响的碎瓦碴儿。靠墙有一口大棺木，也用草须覆盖，还加上一块破塑料布。我看见了主人的床，是墙角草窝中一块破席，上面有一堆黑如烟尘的棉絮，大概是暖脚的那一头，用一根草绳紧紧地捆成一束，显示出主人御寒的机智。草窝的旁边，有两节旧电池，有一个酒瓶和几个彩色的纸烟盒，算是神仙府对门外世界的零星捕获。
我的鼻尖碰到了一团硬硬的酸臭，偏过去一点，又没有了。偏过来一点，又有了。我不能不觉得，臭味在这里已经不是气体，而是无形的固体，久久地堆积，已凝结定型，甚至有了沉沉的重量。这里的主人肯定蹑手蹑脚，是从来不去搅动这一堆堆酸臭的。
我也小心避开固体的酸臭，找到一个鼻子较为轻松的地方，做了一块语录牌，即“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一句，希望对这里的主人有所教育。
我听得身后有人感叹：“时乱，必乱时矣。”
我身后有一个人，走路没有脚步声，不知何时冒了出来。他瘦得太阳穴深陷，过早地戴起了棉帽，套上了棉袄，笼着袖子冲着我微笑，想必就是主人了。他的帽檐如这里的其他男人们一样，总是旋歪了一个很大的角度。
问起来，他点点头，说他正是马鸣。
我问他刚才说什么。
他再次微笑，说这简笔字好没道理。汉字六书，形声法最为通适。繁体的时字，意符为“日”，音符为“寺”，意日而音寺，好端端的，改什么改？改成一个“寸”旁，读之无所依循，视之不堪入目，完全乱了汉字的肌理，实为逆乱之举。时既已乱，乱时便不远了呵。
文绉绉的一番话让我吓了一跳，也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我赶忙岔开话题，问他刚才到哪里去了。
他说钓鱼。
“鱼呢？”我见他两手空空。
“你也钓鱼么？你不可不知，钓翁之意不在鱼，在乎道。大鱼小鱼，有鱼无鱼，钓之各有其道，各有其乐，是不计较结果的。只有悍夫刁妇才利欲熏心，下毒藤，放炸药，网打棒杀，实在是乌烟瘴气，恶俗不可容忍，不可容忍!”他说到这里，竟激动得红了脸，咳了起来。
“你吃了饭没有？”
他捂着嘴摇了摇头。
我很怕他下一句就找我借粮，没等他咳完就抢占话头：“还是钓了鱼好。好煮鱼吃。”
“鱼有什么好吃？”他轻蔑地哼了一声，“食粪之类，浊！”
“那你……吃肉？”
“唉，猪最蠢，猪肉伤才思。牛最笨，牛肉折灵机。羊呢，最怯懦，羊肉易损胆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种说法我真是闻所未闻。
他看出我的疑惑，干干地笑了。“天地之大，还怕没什么可吃？你看看，蝴蝶有美色，蝉蛾有清声，螳螂有飞墙之功，蚂蟥有分身之法，凡此百虫，采天地精华，集古今灵气，是最为难得的佳肴。佳肴。啧啧啧……”他滋味无穷地咂嘴咂舌，突然想起什么，转身去他的窝边取来一个瓦钵，向我展示里面一条条黑色的东西。“你尝尝，这是我留着的酱腌金龙，可惜就这一点点了，味道实在是鲜。”
我一看，金龙原来就是蚯蚓，差点翻动了我的五脏六腑。
“你尝呵，尝呵。”他热情地咧开大嘴，里面亮出一颗金牙。一口黄酱色的馊气扑面而来。
我赶快夺路而逃。
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见他，几乎没有机会碰到他。他是从不出门做功夫的，他们四大金刚几十年来是从不沾锄头扁担一类俗物的。据说不论哪一级的干部去劝说，去训骂，甚至去用绳索捆绑，统统无济于事。如果威胁要送他们去坐班房，他们就表示求之不得，到了班房里还省得自己做饭吃哩。其实他们已经很少做饭了，对班房的向往，不过是他们图谋把懒推到一种绝对、纯粹、极致的境界。
他们并不打伙，也从无饮食的定时，谁饿了，就不见了，回来时抹着嘴，可能已吃了什么野果野虫，或者已在人家的地上偷了一个萝卜或者包谷，生生地嚼下肚而已。若是烧上一把火煨熟来吃，已经算是辛苦万分劳累不堪的俗举，要被其他金刚耻笑一番。他们一无所有，对神仙府的产权当然也是糊糊涂涂。但他们又无所不有，用马鸣的话来说，“山水无常属，闲者是主人”，他们整日逍遥快活，下棋，哼戏，观风景，登高远望，胸纳山川，腹吞今古，有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的飘逸之姿。在地里做功夫的人当初看见他们“站山”，免不了笑。他们不以为然，反过来笑村里的人终日碌碌，吃是为了做，做是为了吃，老子为儿子做，儿子为孙子做，一辈子苦若牛马，岂不可怜？纵然积得万贯家财，但一个人也身穿不过五尺，口入不过三餐，怎比得上他们邀日月为友，居天地为宅，尽赏美景畅享良辰大福大贵!
到后来，人们再看见他们白日里这里站一站，那里瞅一瞅，也就见多不怪，不去管它。
四大金刚中的尹道师，有时候还去远乡做点道场。胡二则去过县城讨饭，一去就个多月不回村。县里发下话来，说马桥的人进城讨饭影响太坏，村里应该严加管束，实在有困难的就应该扶助救济，搞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老村长罗伯无法，只好叫会计马复查从仓里出了一箩谷，给神仙府送去。
马鸣是很硬气的人，瞪大眼睛说：“非也，人民群众血汗，你们拿来送人情，岂有此理!”
他反倒有了道理。
复查只好把一箩谷又扛了回来。
马鸣不吃嗟来之食，甚至不用他人的水。他没有为村里的井打过石头，挑过泥巴，就决不去井边取水。他总是提着他的木桶，去两三里路以下的溪边去，常常累得额上青筋突暴，大口喘气，一桶水压得全身几根骨头胡乱扭成一把，走两步就要歇三步，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地哎哎哟哟。有人见此情形有点同情，说全村人的井，就少了你的一口水？他咬紧牙恨恨地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或者标榜他的臭讲究：“溪里的水甜。”
有人敬过他一碗姜盐芝麻茶，定局要他喝下去。他喝后还没走出十步，就哇哇哇地呕吐起来，吐得悬涎悠悠两眼翻白。他说不是他不领情，实在是他的肠胃沾不得这等俗食了，这井里的水一股鸭屎味，如何入得了口呵？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受过他人之惠，比方他身上那件无论冬夏都裹着的棉袄，就是村里给他的救济。他开始坚辞不受，直到老村长改了口，说这不是救济，算是请他给村里帮个忙，不要再穿得破破烂烂到外面去坏了马桥的脸面，他这才成人之美，助人为乐，勉勉强强把新袄子收了下来。而且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就像吃了天大的亏，说不看他老村长上了年纪，他断断不会给这个面子——这袄子烧骨头，无病也会穿出病来。
他确实不怕冷，时常在外面露宿，走到什么地方不想走了，一个哈欠，和衣倒下，盘成一个饼，有时盘在檐下，有时盘在井边，也没见他盘出什么病来。用他的话来说，睡在屋外上可以通天气，下可以接地气，子时纳阴中之阳，午时采阳中之阴，是最补身子的。他又说人生就是一梦，人生最要紧的就是梦。睡在蚁穴边可做帝王梦，睡在花丛里可做风流梦，睡在流沙前可做黄金梦，睡在坟墓上可做鬼神梦。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少，就是梦少不得。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就是睡的地方不可不讲究。他最可怜世人只活了个醒，没有活个觉，觉醒觉醒么，觉还在前。不会做梦的人等于只活了一半，实在是冤天枉地。
他的这些话，都被人们当做疯话，当做笑话。这使他对村人的敌意日益加深，在公众面前更多地出现沉默和怒目。
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与公众没有关系的人，与马桥的法律、道德以及政治变化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对他无效，都不是他的历史，都只是他远远观赏的某种把戏，不能影响他丝毫。办食堂的那一年，有一个外来的干部居然不谙事，把他一绳子捆到工地去劳改，结果无论如何棒打鞭抽，他还是翻着白眼，宁死不劳，宁死不立——硬是赖在泥浆里打滚不站起来。而且既然来了就不那么容易回去，他口口声声要死在那个干部面前，干部走到哪里他就爬到哪里，最后还是被别人七手八脚抬回神仙府去。他不打算做人，就比任何权威更强大。他轻易挫败了社会对他的最后一次侵扰，从此更加成为了马桥的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以至后来的成分复查、口粮分配、生育计划乃至人口统计——我协助村里做过这样一些工作——谁也没有想起还有一个马鸣，不觉得应该考虑到他。
全国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全世界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显然，他已经不成其为人。
如果他不是人，那么他是什么呢？社会是人的大写。他拒绝了社会，也就被社会取消了人的资格——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猜想中，他从来就想成仙。
我略感惊讶的是，在马桥以及附近一带，像马鸣这样自愿退出了人境的活物还不少。在马桥就有过四大金刚，据说远近的大多数村寨依旧有这样的杆子，只是不大为外人所知。如果不是外人偶然地发现，好奇地打听，人们是不会谈到这些活物，也差不多忘了这么回事。他们是这个世界里已经坍缩和消失了的另外一个世界。
复查说过，他们根本不醒（参见词条“醒”），父母大多数也并不贫寒，而且聪明得不和气（参见词条“不和气”）。他们小的时候不过是调皮一点，不好好读书，算是最初的迹象。比如马鸣，他从不做作业，做对联倒是出口成章，其中有一副是“看国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反动虽反动，对仗倒是天衣无缝。是不是？批斗他的时候，谁都赞叹这个娃崽的文才了得。这样的人一旦失其怙恃就烂起来了，就科学（参见词条“科学”）起来了，不晓得是中了什么魔。
觉
“觉”在马桥发音qo，阳平声，意指聪明，与“醒”对义，比如“觉悟”。
其实，“觉”的另一含义恰好是指不聪明，指一种昏聩、糊涂、迷乱的状态，比如“睡觉”。
“醒”和“觉”是一对反义词。与普通话思维的一般理解刚好相反，这对反义词在意义延伸时换了个位置：在马桥人看来，苏醒就是愚蠢，睡觉倒是聪明。外人初来乍到的时候，对这种倒置总感到有些不顺耳。
我们得承认，对聪明与愚蠢的判断，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角度和尺度。我们似乎也得容许，马桥人完全有权利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在语言中独具一格地运用苏醒和睡觉的隐喻。就拿马鸣来说吧，人们可以叹息他的潦倒和低贱，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后简直活得像一条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马鸣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许活得并不缺乏快活，并不缺乏自由和潇洒，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尤其是人间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闹剧终结之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人们太多太多的才智成了荒唐，太多太多的勤奋成了过错，太多太多的热情成了罪孽，马鸣这个远远的旁观者，至少还有一身的清白，至少两手上没有血迹。他餐风宿露，甚至比大多数的人都更为身体健康。
那么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呢？
他到底是“醒”着还是“觉”着？
其实，每一个对义的词，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点，通向悖论的两极。这样的交叉点隐藏在密密语言里，不时给远行的人们增添一些犹疑。
觉觉佬
马桥最会发歌的是万玉，但我到马桥很久以后才认识他。村里奉命组织过一个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把上面来的一些文件或社论编成快板演唱，敲锣打鼓送到其他村寨，其他村寨也照此办理。演出结束总要喊一些口号。七嘴八舌喊口号，很难喊得整齐，于是常常把长口号分成几句来喊，不免喊出些问题。毛主席有条语录，一分开就变成了三句：（一）打击贫农！（二）就是！（三）打击革命！……一前一后都成了反动口号。但大家依旧逐一振臂高呼，没觉出有什么不顺耳。
还要奉命演出革命样板戏。乡下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在道具服装等方面不可能太讲究。白毛女上台，头顶一挂长麻，吓得小把戏一脸僵硬。英雄杨子荣没有斗篷，只好让他穿上蓑衣打虎上山。有一次深秋的风大，把台上木制的景片刮倒了，也就是把贴满棉花的一块门板刮倒了，可怜杨子荣同志刚刚壮志豪情地打完虎，就被倒下来的这座雪山咚地一砸，两眼翻白，东偏西倒，最后栽倒在台上。好在台上的几盏油灯昏昏的，观众没怎么看清，还以为英雄卧倒是设计中的战斗动作，给了一些掌声。
农民说，还是老戏好看，不过新戏也还热闹，也出味。
杨子荣虽然负伤，但还是演得比较成功。他脑子昏昏然，忘了台词，情急生智，见到锣鼓唱锣鼓，见到桌椅唱桌椅，最后一气把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修水利种油菜全唱了，唱得全场喝彩。公社干部也没听清，连声说好，决定让马桥的宣传队代表全公社到县里参加汇演。
进县城是一件很稀罕的事，而且排练节目总比挑塘泥要松活得多。有些男女还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自由交际，互相化化妆，互相收拾收拾衣物什么的。大家都很高兴。村党支部书记马本义也觉得脸上有光，兴冲冲地交代我，要编一出四个女崽的戏，编什么他不管，就是要四个女崽。
我问为什么。
“你们旧年不是连了四件红褂子么？那些褂子费了大队上两担谷，锁在箱子里作惜了。”
原来他是不想埋没了两担谷。
大家也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
为了改进节目，县里来了两个文化馆的人，建议还要加一个山歌，体现马桥的民间文化特点。本义想了想，说这有何难，万玉的喉咙尖，发丧歌发喜歌都是好角色，要他来发!
村里的人都笑，尤其妇女们笑得前翻后仰，让我有点奇怪。我打听这个人是谁，她们略加描述，我才隐约想到一个似乎见过的人，没有胡子，弯弯眉毛也极淡，加上他总是刨出一个光头，看上去颇似一颗光溜溜的油萝卜。我记得他总是挑着一副担子出村，不知是去干什么。也记得他曾旁观别人唱歌，当时有人劝他出场，他就拖着一种尖细的娘娘腔讲官话：“莫唱的，莫唱的，同志们莫要拿小弟调笑。”说着还红了脸。
他住下村两间茅屋，离了婚，带着一个小伢。据说他有点下流，尖尖嗓门总是出现在女人多的地方，总是激发出女人的大笑，或者被女人们用石头追打。他原是一个推匠，就是上门推砻碾谷的人，多与主妇们交道。日子久了，“推”字由于他又有下流的意味。常有人问他，到底推过多少女人？他不好意思地笑：“莫耍我，新社会要讲文明你晓不晓？”
复查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万玉到龙家湾推米，一个小孩问他叫什么号？他说他叫野老倌。小孩问你来做什么？他说打你妈妈的粑粑呵。小孩兴冲冲跑回屋，如实传达。这家聚着一伙女人在喝姜茶，一听皆笑骂。娃崽的姐姐气不过，放出狗来咬，骇得他抱头鼠窜，最后失足掉在粪凼里。
他一身粪水爬上田埂，留下凼里一个大坑，像一头牛睡过的。路上有人惊问：“万推匠，你如何今天往粪凼里跳？”
“我看……看这粪凼到底有好深么。”
“你也来检查生产么？”
他支支吾吾急步走了。
一些娃崽在他身后拍手大笑，他捡一块石头威胁，腰子扭了好几下，憋出吃奶的劲也不过投了一竹竿远。娃崽便笑得更加放心。
从此，“检查生产”就成了马桥的一个典故，指万玉式的狼狈，以及对狼狈的掩饰。比方有人摔了一跤，马桥人就会笑问：你又检查生产么？
万玉是本义书记的同锅堂弟，有一段，本义家来了一个模样子漂亮的女客，他就三天两头笼着袖子到本义家闲坐，娘娘腔尖锐到深夜。一天晚上，火塘边已经围了一圈人，他大咧咧抽一张椅子挤入。本义没好气地问他：“你来做么事？”
“嫂子的姜茶好香，好香。”他理直气壮。
“这里在开会。”
“开会？好呵，我也来开一个。”
“这是开党员会。你晓不晓？”
“党员会就党员会，我个把月没有开会了，今天硬是有瘾，不开它一家伙还不行。”
罗伯问：“哎哎哎，你什么时候入了党？”
万玉看看旁人，又看看罗伯：“我没有入党么？”
“你入了裤裆吧？”
罗伯这一说，众人大笑。
万玉这才有羞愧之色：“罢罢罢，奴妾误入金銮殿，去也去也。”
他刚跨出房门就怒火冲天，对一个正要进门的党员威胁：“好吧，老子想开会的时候，偏不让我开。老子不想开的时候，你们又偏要开！好吧，以后你们开会再莫喊老子来！”
他后来果然不再参加任何会，每次都拒绝得振振有辞：“我想开会的时候如何不让我开？好，你们把好会都开完了，剩几个烂会就想起我来了，就挂牵起我来了，告诉你，休想！”
出于对干部们将他逐出党员会的怨恨，他牢骚渐多，有一次帮几个妇人染布，忙得满头大汗，也忙得愉快。说着说着就得意起来，不免说走了嘴。他说毛主席也没有胡子，你们看像不像张家坊的王三婆婆？见妇人们笑了，他又说，他有两张领袖的宝像，一张贴在米桶前，一张贴在尿桶前。他要是米桶里没有米舀了，就要给宝像甩一个耳光。要是尿桶里没有尿担了，也要朝宝像甩一个耳光。
他看见妇人们笑得合不拢嘴，更加得意，说他来年要到京城去一趟，要找毛主席说个理，为什么叉子湾里的冷浸田也要插双季稻？
话传到干部们的耳朵里，干部当即就要民兵操起步枪，把万玉一索子捆了送往公社。几天之后他回来了，哼哼哟哟，脸上青了几块。
“怎么样呵？公社请你去检查生产？”有人问他。
他摸着脸苦笑：“搭伴干部们看得起，罚得不重，不重。”
他的意思是指公社念他是贫农，只罚了他一百斤谷。
从此，“看得起”或者“干部看得起”也成了马桥的典故，是自我解嘲的意思，或者是罚谷的意思。要是有人犯事被罚，别人就会说他：“今天干部看得起你呵？”
万玉初到宣传队来的时候，显得十分破落潦倒，一根草绳捆着破棉袄，歪戴一顶呢子帽，悬掉得过高的裤脚下没有袜子，露出一截冻得红红的脚杆。还提着一杆牛鞭，是刚从地上回来。他很不耐烦的样子，说搞什么鬼呢，一下子不准他发歌，一下子又要他发歌，还要发到县里去，好像他是床脚下的夜壶，要用就拖出来，不用就塞进去。何部长从不做好事！
其实这根本与公社的何部长无关。
他神秘地问：“如今可以发觉觉歌了么？共产党……”他做了个表示翻边的手势。
“你胡说些什么？”我塞给他一张纸，是关于大抓春耕生产的歌词，“今天记熟，明天就连排，后天公社里要检查。”
他看了好半天，一把抓住我的手：“就发这个？锄头？耙头？扁担？积凼粪？浸禾种？”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同志，下了田天天都是做这号鬼事，还拿上台来当歌发？不瞒你说，我一想起锄头扁担就出汗，心里翻。还发什么发？”
“你以为请你来唱什么？要你唱，你就唱，你不唱就出工去！”
“呵哟哟同志，如何这么大的脾气！”
他没将歌词还给我。
他的歌声未必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好听，虽然还算脆亮，但显得过于爆，过于干，也过于直，一板唱上去，完全是女人的尖啸，是刀刃刮在瓷片上的那种刺激。我觉得听者的鼻窦都在哆哆嗦嗦地紧缩，大家不是用耳朵听歌，是用鼻窦、用额头、用后脑勺接受一次次刀割。
马桥不能没有这种刀割。除了知青，本地人对他的歌声一致好评。
知青更不同意他自我得意的化装，不让他穿他的那双旧皮鞋。他还要穿出他的灯芯绒裤子，甚至还要戴上一副眼镜。县文化馆来的辅导老师也说，大闹春耕怎么可以是个相公样？不行不行。他们想了想，要他打赤脚，卷裤腿，头上戴一个斗笠，肩上还要扛一把锄头。
他大为不解：“肩锄头？那不像个看水老倌？丑绝了，丑绝了！”
文化馆的说：“你懂什么？这是艺术。”
“那我挑担粪桶来，就更加艺术么？”
如果不是本义在场督练，争论不可能结束。其实本义也觉得锄头不大悦目，但既然县里来的同志说锄头好，他只能拥护。“要你肩你就肩着，”他对万玉大骂，“你这个家伙怎么醒得猪一样？总要肩个东西吧？不然在台上呆呆的像个什么？发起歌来如何有个势？”
万玉眨眨眼，还是呆着。
本义急起来，上去给万玉做了几个示范动作，撑着锄头，或者是扛着锄头，一会儿扛在左边，一会儿扛在右边，让他看清楚。
以后几天的排练中，万玉打不起精神，支着他那把锄头站在一旁，形单影只。他比其他演员都年长一截，似乎也搭不上话。有些过路的妇女来看热闹，万玉到这个时候总有羞惭万分的表情，五官纠聚出一团苦笑：“大妹子莫看，丑绝了。”
他最终没有跟我们到县里去。在公社上拖拉机的那天，左等右等，就是没看见他的影子。好容易看见他来了，又发现他没有带锄头。问他的锄头到哪里去了，他支支吾吾，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到县里再借。领队的说，街上不像乡下，家家都有锄头，万一没有借到合适的如何办？快回去拿！万玉还是笼着袖子支支吾吾没有动。我们看出来了，他硬是同那把锄头过不去，不想把它肩上台。
领队的只好自己就近去借。等他借来时，发现万玉不见了，溜了。
其实他从来没有去过县里，一直是很想去的。他早就在洗鞋子洗衣服，做进城的准备。他还偷偷地请求我，到时候一定要领着他过城里的马路——他最怕汽车。要是街痞子打他，他是肯定打不赢的。城里的女子好看，他东看西看也可能走失。他希望我随时挽救他。但他终于没有跟着我们去县城，决心与那把锄头对抗到底。他后来还解释，他对那些积凼粪、铲草皮、撒牛粪、浸禾种的歌词无论如何记不住，心里慌慌的，恼恼的，唱着唱着就想骂人，真到县城去唱肯定要出大事。他不是没有努力，甚至吃了猪脑子、狗脑子、牛脑子，还是记不上几句，一走神就滑到男女事上去了。他只得狠狠心临阵开溜。
因为他的不辞而别，本义后来罚了他五十斤谷。
这样看来，万玉在很多事情上不认真，在唱歌的问题上却相当认真。他在很多时候不坚定，对觉觉歌的倾心却无比坚定。他简直有艺术殉道者的劲头，情愿放弃逛县城的美差，情愿放弃工分并遭受干部臭骂和处罚，也不愿接受关于锄头的艺术，没有女人的艺什么术。
洪老板▲
收工的时候，我看见路边有一只小牛崽，没有长角，鼻头圆满，大眼黑亮，毛茸茸地伏在桑树下吃草。我想扯一扯它的尾巴，刚伸出手，它长了后眼一般，头一偏就溜了。我正想追赶，远处一声平地生风的牛叫，一头大牛瞪着双眼，把牛角指向我，地动山摇地猛冲过来，吓得我丢了锄头就跑。
过了好一阵，才心有余悸地来捡走锄头。
趁着捡锄头，我讨好地给小牛喂点草，刚把草束摇到它嘴边，远处的大牛又嚎叫着向我冲来，真是好歹都不吃，蠢得让人气炸。
大牛一定是小牛的母亲，所以要同我拼命。我后来才知道，这只牛婆子叫“洪老板”，因生下来耳朵上就有一个缺口，人们就认定是罗江那边某某人的转世。那个当年叫洪老板的人左耳上也有个缺口，是个大土豪，光老婆就有七八房。人们说他上辈子作恶太多，老天就判他这一辈子做牛，给人们拉犁拖耙，还要挨鞭子，是还前世孽债。
人们又说，洪老板投胎到马桥来，真是老天有眼，办事公道。当年红军发动农民打土豪，马桥的人开始不敢动，见龙家滩的人把土豪戴高帽了，还砍了人家的脑壳，并没有什么事，这才跃跃欲试。可惜的是，等到他们拉起了农会，喝了鸡血酒，做了红旗子，才发现时机已经错过：附近像样一点的土豪全部打光了，粮仓里只剩几只老鼠。他们不大甘心，打听来打听去，最后操着梭镖火铳过了罗江，到洪老板所在的村子去革命。他们没有料到那里的农民也革命了，同样喝了鸡血酒，同样做了红旗子，只是说洪老板是他们的土豪，只能由他们来革，不能由外乡的人来革。同样的道理，洪家的粮只能由他们来分，不能由外乡的人来分。肥水不流外人田么。两个村子的农会谈判，没谈拢，最后动起武来。马桥（不仅仅是马桥）这边的人认为那边的人保护土豪，是假农会搞假革命，架起松树炮就朝村子里轰。那边也不示弱，锣声敲得震天响，下了全村人的门板，抬来几架脱粒去糠的风车，堵住了入村路口，还粉枪齐发，竹箭纷飞，射得林子里的树叶刷刷响，碎叶纷纷下落。
一仗打下来，马桥这边伤了两个后生，还丢了一面好铜锣，全班人马黑汗水流整整饿了一天。他们无法相信那边农民兄弟的革命觉悟竟然这样低，想来想去，一口咬定是洪老板在那边搞阴谋。对洪老板的深仇大恨就是这样结下来的。
他们现在很满意，事情公平合理，老天爷让当年的洪老板来给马桥人背犁，累死在马桥，算是合理补偿。这年夏天，上面抽调一些牛力去开茶场，队上只剩下两头牛，牛也就特别累。犁完最后一丘晚稻田，洪老板呼哧呼哧倒在滚烫的泥水里，再也没有爬起来。人们摸摸它的鼻子，发现它没气了。把它抬回牛场宰了，发现它的肺已经全部充血，差不多每一个肺泡都炸破，像是一堆血色烂瓜瓤，被屠夫丢在木盆里。
津巴佬
兆青参加全公社修路大会战的时候，在工棚里是最不受欢迎的人。人家说他到工地上来，除了赤条条的一条龙，什么也没有带。人们所有的财物都被他共产。临到吃饭，发现筷子没有了，八成就是他抢先一步窃走，正在用来扒他的饭。发现毛巾没有了，必定是他刚才顺手扯走，此时正在什么地方，抹洗他骨头丰富的胸脯或阔大的鼻孔。知青在意他一口焦黄的牙齿，在意他长长的鼻毛，对他偷毛巾最为痛恨。把毛巾夺回来以后总要用肥皂狠狠洗几遍，还怀疑毛巾上残留着他鼻孔里的污秽。
他厚着脸皮笑笑，反倒指责对方小气，有时更寡廉鲜耻地狡辩：“我又没有拿毛巾给婆娘洗胯，你这样怕做什么？”
兆矮子什么事都往胯裆里说。哪个流鼻血，他就说你来了月水么？哪个去小便，他就说你探出头来看天呵？就这两句玩笑话，他可以百说不厌，也不觉得单调乏味。
他还说到自己的儿子三耳朵，说到这个不孝之子勾引铁香私奔：“老子还没动手，他倒先一脚搞了个街上的婆子，你看气不气人！”
女知青对他最为反感，每次出工都不愿意同他在一起。
他在家里本来是从不用肥皂的。但他容不得别人有什么特殊，容不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逃脱他的探索。没过多久，他也对肥皂产生了兴趣，偷毛巾的时候连同肥皂一并捎带。洗得兴起，一条褂子就洗出轰轰烈烈一大盆肥皂泡，在肥皂的主人眼里实在是惨不忍睹。牟继生下工回来，发现自己刚买来的肥皂已经成了一小块，都认不出了，不免悲愤。“兆矮子，你这家伙一点道德也没有，侵占他人财产，犯法你知不知道？”
兆拉长脸：“你吼什么吼？我是做祖爷的人了，孙子都放得牛了，都捡得柴了，用一下你的碱都犯法？”
“你看你何事用的？赔，你赔！”
“赔就赔！一块碱都赔不起么？老子赔你十块。你看你这样范。”
旁边有人打趣：“你拿龙根来赔？”
兆脸色炸红：“以为老子赔不起？老子的猪婆刚下崽，一天就要吃一锅潲，天看天地长膘，掐着日子就要出栏。”
对方还是实事求是：“就算你的猪婆屙金子，也要你舍得呵。”
“我就赔，就赔。脱了裤子赔渠。”
牟继生跳起来：“裤子不要，你那裤子是人穿的么？”
“怎么不是人穿的？缝了还没有一个月。”
“婆娘的裤子一样，屙尿都找不到地方。”
牟继生最蔑视乡下人的抄头裤——靠一根草绳勒着，没有皮带扣环，更没有什么线条，两个宽阔浩大的大裤筒，裤裆正反两面一个样。人们总是前后两面轮换着穿，于是后裆常常到了前面，鼓鼓囊囊向前隆出，给人一个下身接反了方向的感觉。
“那你要何事搞？”
牟继生一筹莫展，没想出兆矮子那里有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只好把一块碱的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
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马桥人把兆青叫做“津巴佬”。津巴佬就是啬巴佬、吝啬鬼、小气鬼的意思。在马桥词汇中，“津”与“岩”相对。“岩”指呆笨或者憨厚，是山性的东西；“津”指狡猾和精明，是水性的东西，倒也同古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说暗合。考虑到古代有河流的地方才有交通，才多商业，才会多出盘算和计较，用“津”字来描述精于算计的人，当然不无道理。
我同兆青一床睡过几天，最不能忍受他的磨牙。每天夜里，他不知怀着对谁的深仇大恨，嘎巴嘎巴地咬牙切齿，彻夜不息，像不屈不挠嚼下了成吨的玻璃或者钢铁，整个工棚都随之震动。即使隔了好几个棚子，不眠人的神经想必也被他的牙齿咬紧和咬碎。我注意到，很多人早上起来都红丝入眼，眼皮松泡，头发散乱，手脚软软的，像经历一场大难一样疲惫不堪痛苦难言。如果没有兆矮子的磨牙声，大家恐不会吓成这样子的。
兆青却若无其事，走路轻巧无声，有时还咧开一嘴黄牙笑一笑，把夜晚的仇恨掩盖得不露痕迹。
我提到这件事。他好像有点得意：“你没睡好？我何事没听见？我睡得连身都没有翻。”
“你肯定是风重了，再不就有一肚子虫。”
“是要看看郎中。你借我点钱，三块、五块都行。”
又是借钱。经过几次有借无还的惨痛教训，我现在一听就冒火：“你还好意思开口？我开了银行？”
“就借两三天么，两三天，猪一出栏我就还。”
我不会相信他。我知道，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他面前失过手，钱一出手就很难回头。借钱似乎已成了他的一种爱好，一种趣味，一种事业，一种与实际目的没有多少关系的娱乐——常常在他并不需要钱的时候。有一次他情愿被黑相公骂得狗血淋头，上午借了他一块钱，下午在他的拳头之下原物退还，什么事也没有干。当然，借钱本身就是事，一张票子在自己的衣袋里暖了几个时辰，心里可以十分踏实和愉快。“钱和钱一样么？”有一次他认真地说，“用钱没什么了不起，是人都会用。用什么样的钱，如何用得快活，那才是讲究。”
他又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钱算什么东西呢？人就是要图个日子快活。”
倒说得很有哲理了。
他磨牙依旧，最后只能被我忍无可忍地驱逐，搬到另一个棚子里去。其实他没什么东西可搬，没有被子，没有箱子，没有碗也没有筷子，甚至没有自己的扁担和锄头。对他不怀好意的一身清白，没有任何一个工棚的人愿意收留，连他的一位同锅堂兄，也嫌他一床草席都没有，不愿与他共床合伙。好长一段日子过去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可以归宿的窝。
这不要紧，他还是每天都活着，尖尖细细地活着。一到落黑，黑夜沉沉挤压出他的卑微。他尽量洗干净脑袋和手脚，尽量堆出可爱的嬉皮笑脸，一个个工棚串过去，暗暗寻找目标，半求半赖地见空床就上。你一不提防，他就钻到床角去了。你再一迟疑，他就佯作鼾声呼呼了。你怎么骂他打他，怎么揪他的头发和耳朵，他就是不睁眼，就是不动。
你打死他吧。
他个头小，精瘦如干蛤蟆，睡在床角似乎只有小小的一撮，加上曲背缩脚，倒也占不了多少地方。
如果哪一天众人提防得紧，他实在找不到容身之隙，就会在某个避风处架两条扁担，扁担上和衣度过一宵。这是他的一门绝技。他甚至曾经表演过在一条扁担上睡觉的本领，呼呼睡上半天，纹丝不动，不会掉下来，一条背脊骨，足以让踩钢丝的杂技演员瞠目。
他情愿每天晚上施展他的扁担功，决不愿意回家去搬来一床草席。有点奇怪的是，他寝霜宿露，从没有发过什么病，反而永远精神抖擞如一只小公鸡。我每次醒来的时候，他早就忙开了，坐在朦胧的晨光里搓什么草绳或磨锄头片子。我睡眼惺忪到工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早已干出了一身汗。太阳出来了。太阳燃烧着大地上弥漫无边的雾气，给兆矮子全身镀上橘色的光辉。我特别记得，他挖土的动作很好看，沉重的耙头不像是他扬起来的，而是自动弹跃起来的，随着他的步子，一步一道轻松的弧线，抑扬有致，刚柔相济。耙头落下来的瞬间，手腕一摆，耙头顺势转过来，将土疙瘩准确而及时地击碎。他的双脚虚实交替，均匀地踩在节拍上，决无拖泥带水的动作，决无时间和气力的丝毫浪费。他的动作不可以个而论，所有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不可分解，一气呵成，形随意至，舒展流畅，简直是一曲无懈可击的舞蹈。他低着头，是橘色光雾中优雅而灿烂的舞星。
这台出工机器的工分当然最多，如果是记件工的话，他常常一天做下人家两三天的工，让大家眼红而且不可思议。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扁担上过夜。我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过的——他娃崽七八个要吃，两张床上的破被子要盖着娃崽，实在轮不上他。
计划生育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是重点结扎对象。他对此最为不满，说共产党管天管地，怎么还管到裤裆里来呢？
后来还是乖乖地去了公社卫生院。关于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婆娘去结扎，说法很多。他说婆娘有病，扎不得。别人则说他担心婆娘偷人，扎了以后容易瞒天过海。还有人说，什么呵，结扎的人每人可以享受政府奖励的两包葡萄糖和五斤猪肉指标，兆矮子从未吃过葡萄糖，所以争着去挨一刀，也享受一回。
十多天以后，他出门了，上工了，脸皮刮得青青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好像葡萄糖真他娘的有神效。后生们笑他，说都是婆娘去扎，哪有男人去扎的？一刀割下去，不成了个阉倌子么？他急得不行，说政府保证过绝无此事，见众人还不信，便把裤子扯下来让大家参观，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
黑相公与他有肥皂之怨，不想放过他，说那家伙模样虽说没怎么变，天晓得还管不管用？怕是个有名无实吧？
兆青说：“小子，把你的霞妹子叫来，你就晓得它管不管用了。”
霞妹子是一位女知青，黑相公刚刚打上主意的对象。
黑相公红了脸：“他这个鳖耍流氓。”
兆矮子慢慢扎裤头：“说你的霞妹子你就心痛了吧？你霞妹子那么圆的屁股，不是让人……”
话还没有说完，黑相公冲到他面前，一个蒙古式摔跤的背包动作把他放倒。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蒙着满脸的泥。
泥脸爬起来跑得远远的，破口大骂：“崽呵崽，崽呵崽，老子的孙都看得牛了，老子是刚动了手术的，刚出院的病人，连公社何部长都来慰问我，说我为国家作了贡献，你敢打？你敢打？……”
他捂着肚子回家，放出话来，他被打出了内伤，服草药花了五块多钱。他已经拿走黑相公的一把锄头，权且抵三块吧；一条毛巾抵了五角——黑相公还欠他两块多，不还是不行的。
他的结扎手术，从此成了他在任何事情上要价的理由，成为他到处通行的优待证。他今日要犁田（犁田的工分高），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不犁田（榨油的工分更高），也是因为他扎了；他今日要秤杆翘（队上分谷的时候），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要秤杆跌（给队上交家粪的时候），也是因为他扎了。他居然一直很成功，甚至企图把这种成功扩展到马桥以外的地方。
他同复查一起到县里去买种子，在长乐街上班车。他坚决不买车票。他不是没有钱，公家的钱，不是他身上的肉。但他对钱出手有本能的反感和痛恨，对任何票价都愤愤不已。“一块二？哪里值得一块二？就这几步路，顶多两角钱！”
他一口咬定。
售票员好笑：“哪个请你来坐呵？你要坐，就是这个价，不坐，赶快下去。”
“三角，三角算了？四角？四角五？”
“国家的车，哪个同你还价？”
“这就怪了，做生意哪有不还价的？我们那里买担粪，都有个商量好打。”
“你去买粪呵，没人请你来坐车。”
“你这妹崽是什么话？”
“快快快，一块二，拿钱来。”
“你你你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只汽车，多坐个把人，未必车轮子就要多转一下？”
“下去下去。”对方不耐烦地把他往下推。
“救命呵，救命呵——”兆青死死攀住车门，一屁股坐在地上，“老子刚刚扎过的，公社干部都来慰问过我，你敢不让我坐？”
司机和售票员同他说不清，满车的乘客也急得喊成一片，要司机快点开车。复查有点怕，赶忙掏出钱来，把票买了。
事后，兆青的脸色一直不好看，把车窗拨一拨，把座垫揪一揪，愤愤地吐痰，到了站也不下车，被复查喊了几次，发现自己已经是车上最后一个人了，还迟迟不肯钻出门。“夷边人就是拐。两斤肉的价钱，就坐这一泡屎的工夫。”
口里不干不净地骂了一通。
从县里回来，他说什么也不坐班车了，对一切班车也满腔怒火，路上每看见一辆，就“臭biao子”、“贼嬲的”之类叫骂一通，唾沫星子朝风驰电掣的汽车追过去。到后来，一切汽车都在他的憎恶之列，都要被他恶狠狠地瞪上一眼。走到黄市，一辆吉普轧死了农民的一只鸭，司机不肯赔，同鸭的主人拉拉扯扯，不**兆青的什么事。他不知哪里来的冲天怒火，从围观的人群外挤进去，二话没说就是一拳，打得司机向后仰坐下去，鼻孔立即流血。围观的人本来同情鸭子的主人，怯于司机的威风，还不怎么敢说话，一见有人带了头，立即冒出一片喊打声，吓得司机和他同伙的脸都白了，赶忙掏出钱来消灾。
吉普慌慌地跑了。鸭主人对兆青满心感激，说这个司机是县政府的，以前经常来这里，是大名鼎鼎的一霸，刚才不但不赔鸭，还说鸭子妨碍了战备任务。要不是兆青仗义，司机说不定就把他抓到县里去了。
兆青没注意旁人的感激和敬佩，也没大注意县政府意味着什么，还在气呼呼地后悔，说吉普车溜得太快了，早知道这样，就应该找一根扁担撬住轮子。
他和复查继续赶路，想搭一搭顺路的拖拉机，拦了几次，都被拖拉机司机拒绝，只好在热气逼人的公路上走着。复查一路上走得大汗淋头，忍不住埋怨：“反正是队上出车钱，你硬要省下来做什么？这不是，自己找苦吃！”
“贵得不平民愤么！”兆青是指车票价，“我这个人可以少吃点，可以少穿点，就是心里怄不得气。”
一个又一个公路牌数过去了。他们渴得喉眼冒烟，碰到一个路边卖茶水的摊子，牌价是一分钱一碗。复查喝了两碗，要兆青也喝。兆青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曲缩着身子在树阴呆坐。接下来，他们冒着日头又走了十来里路，路过一口水井，兆青这才从路边窑棚那里借来一个碗，一口气喝了八碗，喝得自己水嗝翻滚两眼翻白口吐涎流，差一点没接上气。他大嘘一口长气，得意地教导复查：“醒崽哎，我说你龙根毛还没长齐，不晓得过日子的艰难辛苦。我们这号人，就算赚不到别人的钱，赚自己的钱还是可以的呵。”
队上给出差的人一天补助五角钱的伙食。兆青饿着走了一天，留了个整数回家，还得了路边窑棚里的一只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