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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八八章 车中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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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开出一段距离后,我听见坐在后排的崔可夫和班杜林像两个老朋友似的聊开了天。

    崔可夫试探地问道:“班杜林同志,我前段时间去过几次第229师,但是从来没见过你,你是新调过去的吧?”

    崔可夫的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我的好奇,要知道前段时间我还在第229师时,发现师级指挥员就只有萨任上校一人,别说政治部主任了,就连师政委都没有。后来还是遇到来自方面军政治部的营级政委潘琴科,师里才有了个临时的师政委。

    班杜林沉默了片刻,回答说:“司令员同志,我是萨任师长的老战友,早在他还是团长时,我就是他的政治部主任。当我们师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时,很多部队还没来得及收拢,为了不贻误战机,经过师党委会研究后,决定由师长萨任同志先带五个营进入指定位置,而我和师政委特鲁宁同志,则等剩下的四个营集结完毕后,再赶到战场和师长汇合。”

    崔可夫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嗯,这个情况我了解,第229师进入战场时,全师只有五个营的兵力,却要防御宽度达到十五公里的区域,实力是弱了点。假如九个营都同时到达,并配备了足够的反坦克力量,那么你们师就可以固守在有利阵地上,可靠地保护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结合部,制止敌人向第62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

    班杜林苦笑着回答说:“我们师当时是部署在哈尔科夫方向,以预防该地区的敌军北上攻击莫斯科,可谁也没有料到。敌人的真正进攻目标是斯大林格勒。师长带着五个营开拔后。我们光收拢剩下的四个营。就花去了两天的时间。等部队集结完毕,要出发了吧,负责铁路调度的军运指挥员却告诉我们,因为要开拔到顿河流域的部队很多,再加上敌人的飞机不停地轰炸铁路线,我们师要想乘车的话,起码要等上一个月。军情如火,我们可没有时间等上一个月。所以采用步行的往这里的战场赶来。虽然我们紧赶慢赶,但还是用了将近十天的时间才到达战场。这个时候,师部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战斗位置,渡过顿河,往斯大林格勒的方向退却了。于是我们又渡过顿河,沿路打听着找到了师部所在地,和萨任上校会师。”

    “班杜林同志,”我听到这里,忍不住问道:“我前几天也曾在第229师待过,当时从方面军政治部来了一位特派员。被萨任上校任命为代理政委,如今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班杜林看着我。回答说:“奥夏宁娜中校,你说的是营级政委潘琴科同志吧?”见我点头表示肯定,又接着说,“我和特鲁宁同志回到师里后,政委自然就是特鲁宁,而潘琴科这位代理政委,就成为了师里的副政委。”

    听到萨任上校对潘琴科的安排,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至少他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立马就感觉在心理上和他又亲近了许多。

    “班杜林同志,”崔可夫又开口说道,“既然你和萨任上校认识了很长时间,能给我讲讲你对萨任的个人看法吗?”

    班杜林爽快地点点头,说道:“可以的,司令员同志。反正我们还要做很长时间的车,就让我给你们讲讲我和萨任上校之间的故事吧。

    1939年下半年,我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我被分配到他的团里去任职。当时萨任师长还只是一名中校团长,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一个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没有战斗经验,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工人员,所以我报道时,他只接过介绍信看了一眼,便扭头问坐在旁边的团政委特鲁宁:‘政委同志,我们团里还有什么空闲的职位吗?’

    特鲁宁还算友好,过来和我主动握手后,才回答说:三营刚补充完毕,缺一名政治副营长,可以让班杜林同志担任这个职位。

    萨任同志听完,看了我半天,勉强同意了政委的提议。于是就这样,我到了三营担任政治副营长的职务。我到营里不到半个月,部队就被抽调到了列宁格勒,参与对芬兰的作战。

    司令员同志,您应该知道,芬兰的冬季蛮长而严寒,风大雪多,气温常年在零下30~40度以下。战争爆发时,正逢全年中昼间最短的季节,漫长的黑夜极大地限制了我军航空兵优势的发挥。战争开始时正赶上一场大雪,战区积雪深达一米,给我军的行动带来了极大不便,却给擅长滑雪的芬军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崔可夫听到这里,抬手打断了他后面的话,有些不耐烦地说:“芬兰的地形怎么样,我们心里都明白,我曾经在苏芬战争中指挥过集团军。你还是直接说重点吧。”

    “我们团的任务是进攻卡累利阿地峡的曼纳海姆防线,由于敌人的防线有完整的防御工事体系,它由纵深约90公里的3道防御地带组成。各道防御地带均依托湖泊沼泽等天然障碍物,构筑有大量永备发射工事和土木火力点,另有近千个地下暗堡,并以堑壕和交通壕相沟通。面对如今坚固又易守难攻的工事,我们团前后发起的几次攻击都没有奏效,反而伤亡累累。当一营二营的进攻再度受挫,被迫后撤的时候,防线上的芬军趁机发起了反突击,企图一举突破我军的阵地。就在这时,我带着新组建不久的三营冲了上去,和敌人展开肉搏近战,经过一番恶斗后,我们全歼了这股敌人。

    当打扫战场时,萨任和特鲁宁来到了我们中间,对我们营所取得的战果大加赞誉。在这一刻,我才第一次看到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经过这次战斗。我所承担的工作。也由原来救助伤员、运送物质、打扫战场这类的工作。变成了负责全营的政治宣传,并有资格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

    “萨任上校是一个屡立战功的英雄,但他的缺点也不少。我不止听一个人说过,他的脾气暴躁,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崔可夫忍不住又插嘴,发表了自己对萨任的一点看法。

    “是的,司令员同志。到团里以后,我就听不少人说他的脾气古怪。但在真正接近后,却发现他还是有很多优点。虽然他有时很粗鲁,经常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冲着自己的部下大发雷霆,跳起脚来发脾气。但是等事情一过,他又会让被他骂的狗血淋头的部下道歉。

    在战斗中,他也有缺点。只要在打仗的时候,遇到了前面的情况不妙时,他就会对特鲁宁说:‘政委同志,这里交给你了。我到前线去看看。’说完,就带着几名警卫员。跑到战场最激烈、最危险的地方,甚至和敌人面对面地交火。

    不可否认,他的这个作战特点,自然会给第一线的指战员们增添无限的力量和勇气,能够使最危险的阵地稳定下来,或者使最难攻克的阵地被我军突破。可是他忘记了他是指挥员,应该留在指挥部里统筹全局,而不是像普通战士那样去冲锋陷阵。他的这个缺点,如果是当连排长的时候,还不显得怎么明显;等他指挥一个团,一个师的时候,就显得越发危险了。要知道一旦他在战斗中有什么意外,部队就会出现群龙无首指挥瘫痪的情况,到时就有可能破坏上级交给我们的重要使命。”

    崔可夫听他这么说,居然出人意料地点了点头,接着说道:“班杜林同志,你说得很对。要知道在前段时间的战斗中,就有过这样惨痛的教训,第192师师长扎哈尔琴科上校,当敌人突破该师的防线,并向他的师指挥部逼近时,他没有听从部下的劝说,迅速地撤退,而是要留下来和敌人战斗。结果等他乘离开师部时,却被逼近的德军坦克发现,他的吉普车被炮弹击中,他本人也当场牺牲,失去了指挥的第192师很快就被敌人击溃了。要不是第62集团军在科斯卡河边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的话,估计他们就全军覆没了。”

    说到扎哈尔琴科的牺牲,班杜林也唏嘘不已,感慨地说,等回到师里,一定要好好地劝劝萨任上校,不能让他在战斗中轻易到前沿去冒险。

    两人的谈话,还是给了我一些启示。我在考虑既然曼纳海姆防线在苏芬战争中,都能给强大的苏军予以重创,假如在斯大林格勒城里也修一道这样的防线,是不是可以在给敌人予以重创的同时,又可以尽可能多地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

    正想着,又听到后面的班杜林在问:“司令员同志,我看到您的那名传令兵,年纪看起来还非常小,应该还不到十八岁吧。”

    这个话题再度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在我的眼中,西多林简直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可崔可夫为什么会用他当传令兵呢?要知道,比西多林有经验更灵活的战士多了去了。没想到崔可夫一开口,我就知道他的选择是对的,假如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只听到崔可夫悠悠地说道:“班杜林同志,传令兵西多林的名字叫列沃利德.季莫费耶维奇.西多林,今年十六岁。……”说到这里,他看的班杜林想说什么,抬手制止了他,接着往下说,“他的父亲叫季莫菲.西多林,是我第62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处长。战前,西多林中校还在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时,我就认识他了。”

    季莫菲.西多林,作战处长,我把这个名字和职务联系起来,马上就明白崔可夫说的是谁了,原来就是那个和炮兵主任布劳德一起到顿河渡口制止部队溃退时,遭遇敌机空袭而牺牲的西多林中校啊。

    崔可夫用沉痛的语气说道:“16岁的列沃利德.季莫费耶维奇.西多林,在战争爆发后,请求爸爸带他去前线。他爸爸便通过自己的关系,让他在集团军司令部警卫连当了一名列兵。因为我曾经多次见过他们父子在一起。再加上他们彼此长得很像。所以我才记住了他。他很勇敢。枪又打得好,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

    西多林中校7月26号中午在渡河渡口旁牺牲,当天晚上,小西多林到指挥所来找我,一见到我的面,马上报告说:‘司令员同志,西多林中校的遗体已经运到,现在就停在指挥所外面。’

    我知道列沃利德是西多林中校的儿子。看到他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时间百感交集,竟然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坐在我旁边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康斯坦丁.基里科维奇.阿布拉莫夫扭过头,对他冷冷地说:‘列兵同志,把西多林中校的遗体,交给司令部警卫连长,叫他们挖好坟坑,准备乐队和葬礼所需的其他东西。’

    由于阿布拉莫夫以前不认识列沃利德,更不知道他和西多林中校之间的父子关系,所以无法体会到这小伙子此刻的心情。所以说话的态度显得很生硬。

    我当时看到小西多林紧紧地抿着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他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没有让自己哭出来,而是向阿布拉莫夫敬礼后转身离开。

    直到列沃列德离开,我才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语气严厉地告诉阿布拉莫夫:‘军事委员同志,您刚才对待列兵同志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崔可夫同志。’阿布拉莫夫被我说糊涂了,他不解地问道。

    ‘因为刚才的列兵战士,就是西多林中校的亲生儿子!’

    听完我的话,阿布拉莫夫瞪大眼睛看着我,有难以置信的口吻,试探地问道:‘真的?!’

    当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惊奇地喊了一声,就跑去追列沃利德。

    等安葬完西多林中校回来,阿布拉莫夫主动提出让小西多林担任他的警卫员,但是被我拒绝了,我说我会替牺牲的西多林中校好好地照顾他的这个儿子。

    第二天,我坐车去自己的观察所,经过埋葬西多林中校的墓地时,我看到了小西多林,他趴在地上,哭得很伤心。我连忙让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冲着他不假思索地喊道:‘红军战士西多林,马上上车,跟我出发!带上冲锋枪,多带些子弹!’

    听到我的喊声,小西多林从地上跳起来,掸掉身上的泥土,整了整军装,飞快地跑去执行命令。很快他又提着冲锋枪重新跑了回来,放心地坐上了我的吉普车。

    我们在路上聊了起来,我才知道,他的妈妈被疏散到了西伯利亚。我小心翼翼地问他:‘西多林,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看到他腼腆地点点头,我又接着问,‘需要我让你离开部队,去后方找妈妈吗?’

    没想到他听我这么说,眼眶里的泪水居然夺眶而出。我当时就明白自己的犯了一个错误,触到了小伙子的痛处。他抹了一把眼泪后,坚定地对我说:‘司令员同志,我不会走的。即使您把我从这里赶走,我也不会离开前线,我要为父亲和其他牺牲的指战员们报仇。’

    从那时起,小西多林就是我的传令兵,他就一直没有再离开过我。他比同龄人成熟,即使在战斗中,也表现得很勇敢很开心。只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是会悄悄地为他牺牲的父亲流泪……”

    听崔可夫讲小西多林的故事时,我觉得自己的鼻子又开始发酸,连忙扭过头看向窗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抬手擦去顺着脸颊留下的一滴泪水。刚擦掉泪水,却听见旁边传来一声清晰的抽泣声,扭头一看,正好看见司机一手握方向盘,另外一只手抬起在脸上抹了一把。

    崔可夫的声音在后面响了起来:“你们都要记住,只要战争一天没有结束,那么我们的亲人和朋友,就随时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打败法西斯匪徒,把他们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只有这样,我们的亲人和朋友才能享受属于他们的和平生活。”

    路边出现了逃难的人群,这还是我穿越以后,第一次看到被疏散的逃难人员。只见他们扶老携幼,正在坑坑洼洼的公路边艰难地跋涉着。里面没有什么青壮的男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妇女孩子,他们有的背着包裹,有的一手提着皮箱一手牵着孩子,步履艰难地向前走着。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在别人的搀扶下,走走停停,几乎走不了多远,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要是没有隐隐传来的隆隆炮声,估计他们真的是不愿再继续往前走一步了。?

    我看到难民的惨状,有些不忍,回头问崔可夫:“司令员同志,需要帮他们一下吗?哪怕只是载几个人走一程也行。”

    没想到崔可夫直接就摇头否定了:“不行,奥夏宁娜中校,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要执行,不能因为他们而耽误我们的行程。”说到这里,他看了外面一眼,叹了口气说:“对于他们,我只能表示同情,我们是爱莫能助啊。”(未完待续。。)